本文根据定海谈001（2015年7月30日）任超（上图左一）在定海桥互助社二楼的讲述，由讲者本人整理，陈韵编辑。应拍摄者任超要求，在此发布的照片有所精简，部分人名为化名，敬请理解。

今天我想大致讲一讲我过去一年在印度的一些想法。我是去年八月底九月初去的加尔各答，在那边学习了一学年的时间，一直到四月底五月初。我觉得今天应该讲得直观一些，所以我就选取了几十张照片，并且起了一个名字叫“体知孟加拉地区”。“体知”这个词我想表达的一个意思是，我们自己到了当地，根据自己的一些亲身体验来感受到新的东西。我之前读了三年的研究生课程，也粗略读过一些相关的学术书籍。但是三年下来能够明显感觉到，在读书的时候，时常会有一种和自己所读材料的距离感，因为自己的直观感受不够。所以我在去年，完成了三年的课业以后，决定去印度住一段时间，增加一些自己的直观感受。因此我今天选取了这么一个题目。

“孟加拉地区”和我们一般在汉语中大家所习惯使用的“孟加拉”这个词不一样。因为在现代汉语语境当中，大家往往已经错误地把“孟加拉”等同于“孟加拉国”，但其实这是对于该地区不了解所造成的一个情况，等一下我会详细去讲。

副标题：“区域和跨区域视角”，是一个比较有针对性的讲法，因为我们平时在中文世界所接触到的大部分的印度研究，基本上还是一个以中央、以北印度为核心的一个视角。在国内关于印度内部各个不同地区的讨论相对还是较少，比如对泰米尔地区、孟加拉地区、旁遮普地区或古吉拉特地区的讨论，都比较少。而且我们平时一旦讲到现当代印度的语言教学，除了少数例外以外基本上还都是指印地语和乌尔都语。当然乌尔都语还往往不会被当作一个印度的语言，而被当作是巴基斯坦的语言。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接触到一些与印度内部的区域差异性相关的内容，也许会对我们平时所了解到的知识有一定的补充意义。

关于“孟加拉地区”

我所说的广义上的孟加拉地区，在行政上包括孟加拉国和印度的西孟加拉邦。当然如果我们看孟加拉国这个名字的话，“Bangladesh”，desh就是国家或者土地的意思，Bangla就是这个国家的名字，就是“孟加拉”的意思。其实在1971年孟加拉国成立之前，Bangladesh这个词是用来称呼整个广义孟加拉地区的。所以比如六十年代芝加哥大学出版的孟加拉语课本里会有Bangladesh这个词，但在当时不是以一个政治上的名词出现的。

在十九世纪，英国把他们所占有的印度领土分成了几个Presidency，最东边的就是Bengal Presidency。当时的Bengal Presidency是从现在的孟加拉国东部开始，往西到尼泊尔往南，比哈尔，Jharkhand，奥里萨——整个这一大片都是Bengal Presidency。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孟加拉地区，基本上是指今天的印度西孟加拉邦和孟加拉国；但同时其实并不包括西孟加拉邦的最北部和孟加拉国东南部的吉大港山区，因为它们在文化上非常不同。我所指的这片地区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它们都使用孟加拉语，而且在文化上的同质性比较强，而西孟加拉邦北部，即大吉岭和噶伦堡地区，比较通行的语言是尼泊尔语、印地语、藏语和锡金语，因为它与尼泊尔和锡金接壤。而孟加拉国东南部的吉大港山区则与缅甸的钦邦和若开邦接壤，一直是佛教徒的居住区，而这片地区现在的政治和族群状况都不太好。而如果我们只看我们所说的孟加拉地区，这个地区的总人口有接近三亿，远远超过山东省和河南省的人口总和。这个人口密度使得孟加拉语，按照母语使用者来算是世界第六大语言，排在汉语、西班牙语、英语、印地-乌尔都语和阿拉伯语之后。

在近代历史上，加尔各答一直都是整个孟加拉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47年印巴分治，东孟加拉地区划归巴基斯坦，在1947年到1971年间一直是巴基斯坦的一部分。1971年孟加拉国成立，达卡成为了新成立的孟加拉国的首都。达卡现在是一个人口一千多万、接近两千万的大城市，但是在整个十九世纪，达卡在人口最少的时候，只有不到几十万的人口，是一个非常没落的莫卧尔老城，所以它的崛起、它的人口的膨胀完全是二十世纪后期发生的一个现象。在整个殖民时期，从1757年的普拉西战役，一直到1947年，孟加拉地区的所有资源都是向加尔各答倾斜的。而在二十世纪的政治进程中，加尔各答不幸成为了历次政治悲剧中各种难民的聚集地。我们在地图上可以看到，除了地处另外一个国家的达卡以外，加尔各答周边的几百公里之内没有任何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型城市。而在北印度，德里的周边有阿格拉，有斋普尔，西边在孟买的周围有浦那，稍微远一点有艾哈迈达巴德，而南印度在金奈的周围也有班加罗尔、本地治里等大城市。而在孟加拉地区，在经济上没有其他周边城市可以分担加尔各答的难民负担。因此在20世纪后半期，在1947年和1971年两次难民潮之后，这个城市一直在缓慢地消化这些难民，直到现在。这也导致在国际媒体上，它的形象一向是一个人间地狱一样的存在：贫穷、饥饿、疾病。加尔各答还受到它本身地理环境的影响：它的西边是胡格利河，南边是“苏达班”，Sundarban，就是“美丽森林”的意思，是有孟加拉虎出没的巨大的热带雨林，而加尔各答的北边越来越窄，东边则是大片大片的沼泽，所以并没有空间进行城市发展，只在最近的半个世纪里向南进行了有限的扩展。现在加尔各答的主城区，南北向大概有三十公里，东西向就没办法，大概只有六七公里宽，而在这一片狭小的地带里面居住着一千多万人。据说每天乘坐火车进城务工的加尔各答城郊居民就可达到二百万人次。

孟加拉地区有几个比较显著的地理特色。第一，孟加拉地区的形成受到两个大河的影响，一个是恒河，另一个就是布拉马普特拉河，也就是雅鲁藏布江。因此它几乎完全是由喜马拉雅山上发源的两条河所冲击和沉积形成的。有一位荷兰学者Willem van Schendel就说，我们可以把孟加拉地区理解成是喜马拉雅山倒扣过来。因此在这个地区，最重要的一个地理因素就是水。孟加拉国几乎每年都会遭受洪涝灾害。我们初中地理课本上讲到的世界上雨水最多的地方基本都在这个地区的北部边缘，也就是湿润的热带季风从孟加拉湾向北吹过去，刚刚遇到喜马拉雅山阻隔的这片地区。有一位在德里上学的中国朋友之前从德里来到加尔各答，看到街上的水管在哗哗地往外流水，路边有人随意去打水或者洗衣服。他看了就感叹说，这多浪费啊！我跟他讲，这是孟加拉地区，这里最不缺的就是水。这一点和德里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下面的几张图是关于水的。这是我在西孟加拉邦北部恒河的一个小支流上拍的。在孟加拉很多地区出行，尤其是以前，坐船是必备的事情。很多驳船是拿竹子做的，经常可以看见人们推着自行车上下船。

这一张图也是在同一条河上拍的，是一个社会下层的干活的人拿着一根棍子在划船，同时从河里打捞各种白色污染。白色污染在当代印度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垃圾的回收和处理做得很不好。我们在这张图的河岸上就能看到很多白色垃圾，并且我这张拍的还不是污染比较显著的地方。

再下面一张是我临走的时候在学校拍的，一两个小时之内就下雨下成了这个样子，当天晚上我就困在那里完全出不去了。于是我拍了这张照片，发给我刚刚学会用微信的老师。我跟老师说，哎呀老师我这可怎么办呀，下雨下成这个样子，晚上快十点了我还出不去。老师给我回了一句语音：这还叫水吗？每年到了雨季，这种过小腿肚子的深度在当地都根本不算什么。这是在三楼拍的。据说在八十年代，在我们这个楼的二楼曾经长期悬挂过一个充气皮艇，也就是说最近几年它的排水状况的确是有所好转。这可能是我这一年之中遇到过的最大的一场雨，而我的老师们则都在奇怪为什么过去一年的季风这么弱。一方面下雨下得多，而另一方面整个地区除了最东边的山区，其他地方都是大平原。由于它是两条大河的水泡出来的，而且每年还要被季风带来的雨水泡一下，所以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稻米长得特别好。并且因为天气炎热，每年能产好几季。

这是我在靠近孟加拉国的一个村子边上拍的稻田，大概是2014年十一月份，我们可以看到水稻长得非常高。因此孟加拉地区和北印度在饮食习惯上有比较显著的不同。我们在北印度地区常常吃到roti或者馕作为主食，而馕在孟加拉地区的日常饮食中是很少见到的。这片地区的小麦产量比较少，而相对来说米的食用量非常大。与此同时我们能够想象它的气候：水大，靠海，潮湿闷热。我看过一些十九世纪英国人写的记录，说每年到了夏天在加尔各答就什么事都做不了，那个时候毕竟没有空调，酷热难耐，他们就倚在卧榻之上，喝喝椰子水，旁边好几个本地人给他扇扇子，他还依然是一副半死不活无精打采的样子。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对于不适应这种气候的非本地人来说，在夏天如果想在那里做任何事情，其实都是非常困难的。

或许部分由于气候的原因，从十八十九世纪开始，大家对孟加拉人就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觉得这里的人非常懒，不爱劳动。在十九世纪中期到十九世纪末，英国在印度征兵，就曾专门要求，多招旁遮普人，不招孟加拉人，因为他们不打仗，每天聚在一起，聊聊天，吃吃甜品，喝个茶。下一张图就是一个孟加拉地区的甜品店。他们本地有很多浸泡在糖汁里的甜品，非常甜。这些甜品的甜度往往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比较难以接受的。我曾经带了一些很甜的中国北方点心给我的印度老师和房东，包括蜜三刀，和我们山东产的阿胶蜜枣。我拿给他们吃，问他们觉得怎样。他们说，嗯，好吃，尽管没有什么甜味。甜品（mishti）在他们的文化中非常重要。我有一个老师，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传统而固执的人，无论是自己家人还是客人，在他们家吃完饭如果不吃mishti，他都会非常生气。因此带着甜品去别人家做客也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很多时候在这样的甜品店，或者在街边的茶摊旁边，我们会看见一些人，往往是小伙子，站在那里喝着茶或者嚼着甜点，在那里天南地北地聊天。这种聊天在孟加拉语里面有一个专门的说法。Dipesh Chakrabarty在他的Provincializing Europe里面专门用了一章来讲这个词，叫做adda，就是“闲扯”的意思，而且他们闲扯的内容可以和北京的出租车司机相比，什么都可以说，各种各样，包罗万象。

以上是我对“孟加拉地区”这个概念的一点解释。接下来我想围绕三个主题，来讲一讲我自己这一年的经历。我今天在做PPT的时候过了一下我这一年来在印度拍的四五千张照片，想从中挑出几十张来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我想围绕着三个主题、三四个人来选一些照片。这三个主题分别是：文化、阶序、身份认同。

关于“文化”

我本人的导师Ayesha Jalal教授是一个非常反对用“文化主义”来解释历史的一个学者。她认为分析历史事件应当主要看它的政治经济因素，以及各个相关责任方的利益情况。我们作为学生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我们本师门的方法论的影响。但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具体情况当中，讲到孟加拉地区，如果我们要对它有一定的感受，就一定会提到文化这个词。并且需要说明的是，“文化”是一种他们对自己的认知。这个文化和身份认同是直接相关的：我们为什么是孟加拉人，Bengali，或者用孟加拉语讲Bangali，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文化。Dipesh Chakrabarty和Partha Chatterjee这样的学者写文章经常用到一个词，叫“bhadralok”。“bhadra”这个词翻译成英语可以解为gentle，或者cultivated，或者educated，而lok就是“人”的意思。翻译成汉语，“文人”可能稍微过了一点，但是说“文化人”、“有身份的人”、“有教养的人”，甚至说“老爷”应该都是可以的。但是这个词和其所指的人实际的经济地位未必有直接的相关性。这是他们文化意识上非常重要的一点：一个人的经济地位可以不是那么高（但不能是做仆人佣人的下层人），但是他如果对于文化本身的价值有他自己的重视，那么他在社会上就可以是一个被尊敬的人。

下面我要讲的是我在加尔各答的房东。我的房东是一个在某些方面很不拘小节的人。他的名字叫Anshuman，我一般叫他Anshuman-babu。Babu在北印度语里一般就是“老爷”的意思，但是在孟加拉语地区会有另外一个意思，指受过教育、尤其英语教育的有文化的人。他本人的社会或者经济地位并不很高。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学英语教师，是Jadavpur大学英语系本科毕业，毕业后直接去了一个中学教书，平时需要一周几天早上在家里给学生开小灶补课来贴补家用。所以我早上在家里常常被他抑扬顿挫的讲课声所叫醒。他的课在早上六点多就开始，有些学生家住得远，会坐最早的五点钟的火车赶过来。他家一楼的两个房间也常年需要靠出租来增加家庭收入。尽管经济状况如此，他本人却很有兴致，是加尔各答有名的剧评人，经常在各种报纸上发表剧评。在加尔各答这样一个熙熙攘攘的城市里，业余的话剧演出社团有三百多个。人们在下班后每星期找一两天去排练话剧，可能半年进行一次演出。而我的房东，至少每星期会去剧院看一次话剧演出。2015年二月他曾经专门向学校请假大半个月，跑去孟加拉国参加一个戏剧节。他之前从来没有去过孟加拉国，而这次去孟加拉国就为了看话剧。在大半个月的时间里，他每天晚上看剧，白天就在住所写作。

这是我房东的另外一张照片。这是在他家里，应该是在吃luchi，一种油炸的面饼。我们可以看出来我房东在穿着上不是很讲究，会穿七分裤，出门有时候也会打赤脚。但是对于孟加拉语的文学作品、文化传统，各种内容信手拈来，随便你和他说什么，他马上就可以给你回应。不仅仅是孟加拉语作品，他对于英语文学也非常熟悉，并且经常会在买书的问题上给我提出关于版本的建议。

再接下来的一张照片，这是Durga Puja的时候他带他的母亲一起出游，在给他的母亲拍照片。老太太应该是七十岁左右，在本地的一个college教经济学，已经退休了。他父亲八十多岁，不知道之前是教什么的，但之前是Ramakrishna Mission的活跃成员。老太太曾经有一次跟我讲起她自己的外祖母。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印度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应该都不会很高。但其实她的外祖母能够熟练地读写孟加拉语、英语、梵语和波斯语，也就是说那时候在并不特别富有的孟加拉家庭里，妇女也有可能能够受教育到这种程度。这个老太太还曾经向我借过一本书，是我的老师Brian Hatcher写的一本书。过了一个星期，她过来还书，跟我提起书里引用的一个学者Sudipta Kaviraj。我说是啊，这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文学和政治学的教授，在后殖民主义领域很有名的一位学者。老太太说，这Sudipta Kaviraj，我和他太太很熟的！加尔各答的文化圈子大致就是这样的，非常活跃。这一年当中还有一位孟加拉地区非常著名的历史学家，牛津大学的Tapan Raychaudhuri教授在去年年底去世了。我和我房东聊起来这件事，我房东就感慨说，哎，我还去过他家呢，他为人很和蔼，对我们小辈都特别好。可能他们未必互相熟识，但是他们之间或多或少都见过，或者有过联系。

下一张图是另外一个人，我叫他Dasgupta-babu。Dasgupta是他的姓。他是在加尔各答书店区一家书店的老板。那家书店就叫Dasgupta’s，声名在外，我第一次去加尔各答的时候，就有老师推荐我去。这家书店有129年的历史，各种家具和内饰几乎都没有变过。书店的格局和我们现在国内的书店不一样：书店门口有一个柜台，顾客把想要的书的名字写下来，递给他们的工作人员，他们就去后面的架子上找。这其实是一个效率非常低下的系统，但是这家书店把这个系统维持到了现在。在一些新的书店不是这样的，比如市中心的Oxford Bookshop。我当初用孟加拉语和老先生搭讪，他见到一个外国人讲孟加拉语也觉得比较新奇，就每次多给我打0.5折。后来有时候我需要找什么书，他就让我进到柜台里面，去库房自己找，我就从后面很窄的一个楼梯上去。那是很陡很窄的一个楼梯，二楼的书库也闷热无比，但我从来没在其他任何一个书店见到过如此完整的Oxford India Paperback系列。我还在那里见到了全套的Subaltern Studies。我和他聊天，我问他，你们这家店叫Dasgupta’s，你是Dasgupta吗？他说，是啊，我是第四代。他说他最初是加尔各答经济学本科毕业，当时想出去找其他工作，但是父亲不同意，就不得不留在这个书店，在这个狭窄的空间里。一开始觉得很烦闷，但时间久了，反而觉得也挺好的。四十多年就这么过去了。由于这是加尔各答非常著名的一家老书店，我们能够叫得出名字的孟加拉地区的文化名人，他几乎都认识。比如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导演Satyajit Ray、诺贝尔奖经济学家Amartya Sen，以及历史学家比如Sumit Sarkar，Dipesh Chakrabarty，Partha Chatterjee这样的文化人，尤其是以前长期在加尔各答工作的人，经常会光顾他的书店。他常常会和我讲一些这四十年里的见闻，甚至上述这些文化人的父辈在几十年前来书店买书的轶事。当然现在这样的书店也受到了电子商务的一定冲击，尽管这种冲击远远没有中国的实体书店所受到的那么大。他说以前的时候，尽管店里有很多伙计，但每天他自己都依然要和接近三百个顾客说话，而现在一天下来可能连五十人都不到。

接下来是加尔各答大学周围College Street书店区的一些照片。College Street附近有一些地摊，旧书之外还有很多教辅和旧杂志。在这里能够淘到一些苏联出版的书，比如我曾经在这里淘到过一本莫斯科前进出版社七十年代出版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些路边摊的旧书很多是被蠹虫蛀过的，所以非常便宜，可以砍到很低的价格。我在这里买到过一本孟加拉语的《写给少年儿童的毛泽东思想简介》，也是七十年代出版，我当时花了合人民币一块钱买下来的，当然已经被蠹虫咬得残破不堪。基本上每个星期我都要去一次College Street书店区，每次回来的时候都扛着一堆书回来，最后离开印度的时候不得不舍弃了许多。一开始我也难免有过被坑的经历，不过后来就逐渐学会了如何砍价，同时也是练习孟加拉语口语的一个方式。有几个书店老板后来和我关系比较近。比如这个老板，他的店是路边很小的一个摊面，大概只有一平米多一点，上面写着English Literature。老板非常矮，平时就盘腿坐在那个台子上，拿着一小杯茶。周围有各种各样的出版社门市部，各种印度文学、英语文学相关的店铺，应有尽有。这里据说是世界上第二大的图书交易区和全世界最大的旧书交易区。

每年一月底二月初加尔各答有一个非常隆重的活动：加尔各答国际书展。今年（2015年）的书展是1月28日到2月8日。其实书展上折扣并不大，新书只有百分之十的折扣，但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在天安门广场那么大的一片地区，全都是书摊和卖书的棚子。每个出版社会占一个小的棚子，都是临时搭出来的，会持续一个多星期。这里我拍到一张印地语的摊位。整个书展这么巨大的一片地区上百个小店里，真正卖印地语书籍的摊位大概不超过五个。那时候天气非常舒服，十几度，穿着两三层出门，即便有这么多人也不会觉得特别热。场地中间还有一个很大的餐饮区，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吃得到，咖喱、炒饭、甜品，也听到有卖披萨的店员在吆喝叫卖，一个披萨一百卢比，十块钱人民币。这张图是牛津大学出版社门口排的队，这是一个星期天，人太多，因此门口要限制人。即便限制人，在里面依然还是挤得走不动路。这是书展的另外一个地方，National Book Agency。他们的书上都写着他们机构的简写：NBA。接下来一张图片我想给大家看的是左边这个牌子上写的这几句孟加拉语的话：বই কিনুন , পড়ুন , ও পড়ান । Boi kinun, porun, o poran. 孟加拉语里面以-un和-n结尾的动词是祈使句的敬语，就好像印地语里面所说的pariye, boliye这样的用法。Boi是孟加拉语当中“书”的意思。我曾经在一个关于加尔各答的微信公众号文章里面看到过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错误：那篇文章中把“书展”，即Boi mela，翻译成了“小男孩节”，完全是依照boi这个词的发音去英语里面直接套的。Boi这个孟加拉语词本身是来自于阿拉伯语的wahi，在阿拉伯语当中似乎是“神的旨意”或者“先知的旨意”的意思。这个词进入孟加拉语之后经历了音变：w到了孟加拉语变成了b，短音a变成了o，轻h被省略掉，就变成了boi。Kinun是“请购买”，porun是“请阅读”，而poran是“请阅读”的使动用法，就是“请使其他人阅读”或者“教别人阅读的”意思。所以这句话的几个词放在一起就是，请买书、看书，并让其他人也来一起看书。

当然在这个书展上还有另外一些摊位，经营书以外的其他文化产品。比如这里有卖民俗画、素描，甚至西洋手法的油画的摊位。印度的其他城市我不了解，但至少在加尔各答像这样民间的、不知名的艺术家特别多。这位是我在另外一个展览上碰到的一位油画艺术家，左边的这张图是他自己在帆布上画的，大概有一米长，上面画着一个老者在漫无边际的旷野上拉着一个车。他有三张同一主题的画，现场观感都很好。前面我们提到了bhadralok这样一个词，而无论是我的房东还是像这样的青年艺术家，他们本人都不是物质层面非常丰富的人，但是他们在传统孟加拉社会里面都可以受到某种程度的尊重，就是因为他们自身对于文化本身的价值的认可，以及他们自身所做的类似这样的有创造性的东西。据说在几十年以前，无论男女，受过一些教育的人在街上见面问候，甚至会问“你最近又写了什么东西”这样的问题。我的几位孟加拉语老师都并不是特别与众不同的人。我有四个老师，其中两个年纪大一点的，两个年纪小一点的。年纪大一点的老师当中有一位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她年轻的时候也写过几首诗，而老太太平时基本上是全职在家的家庭妇女，直到很多年后才开始来学校教课。另外一个老师，四十多岁上下，加尔各答大学语言学硕士毕业，对于英国文学经典的把握非常娴熟，在平时的日常谈话当中他都能引经据典，抛出莎士比亚或者William Blake的典故。另外的两个年轻老师之一和我年纪差不多大，她自己已经出过两本诗集。他们作为普通教书人的经济地位不会特别高，但是因为他们对于文化的认可，在社会上他们还是比较受尊重的，或者说还是比较能够代表这种bhadralok精神的。

这样的一种对于文化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孟加拉人对于“孟加拉地区何以成为孟加拉地区”的自我认知。因此他们对于印地语和说印地语的行为是有着复杂的情感的。加尔各答本地社会中，上层人对印地语认可相对较少，而下层人由于生计需要等客观原因，对于印地语的接受程度更好一些，甚至会更熟练。社会上层的所谓文化精英对于印地语的反感主要来自两点，或者说印地语在他们的文化语境中有两个主要的意象：一是从公元11、12世纪开始的、来自北印度德里周边的“野蛮侵略者”和“野蛮统治者”。孟加拉人自己觉得自己很有文化，因此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北印度来的统治者就多是没文化的蛮夷。第二点是，讲印地语在加尔各答本地除了“野蛮无知的北方统治者”以外，还代表了“无知的、没有受过教育的、狡猾的”来自周边几个邦的进城务工人员，尤其是比哈尔人。加尔各答的很多劳工，尤其是大部分出租车司机都是比哈尔人。当然这两点里面都含有很明显的加尔各答有产者，或者说“上层阶级”自己的阶级意识和偏见在其中。

关于“阶序”

“阶序”这个词我当然是取自杜蒙的名著《阶序人》（Homo Hierarchicus）书名的中文翻译。在这里我们不能把它表述为“阶级”，因为它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东西。我们都知道印度是一个阶序感很强的社会。一般我们考虑到这一问题的时候都会提到所谓种姓制度，我也经常被人问到过这个问题。但加尔各答的种姓制度与我们印象中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当然不能说它完全不存在，但是整体来说，种姓制度的影响比社会上经济因素的影响要小得多，尽管经济因素也可以是世袭的。每当有人问起我关于种姓制度的问题的时候，我都会建议我们去注意两点。一是种姓制度的区域差异性。比如在泰米尔地区，只有百分之几的婆罗门和百分之九十几的首陀罗，而我们印象中的中间两大种姓都几乎不存在。第二，我们平时所听到的所谓“四种姓”的说法其实是源于十八十九世纪的英国东方主义学术，而我们需要去关注英国东方主义学术具体的形成过程和发展脉络。举个非常粗略的例子，在殖民时期早期，英国人出于商业和行政的考量，想要了解印度社会的具体情况，就有一些英国人（学者和官员）去印度本地探访一些德高望重的鸿儒，那些pandits，去向他们请教。这些老先生们就说，要想了解印度，当然要去看我们的古代经典啦。于是英国人就埋头学梵语，拿着古代的梵语文本去读。当然这背后也有德国的影响，比如基督教新教对于神圣文本的重视。对于这个学术发展过程，几位比较年轻的学者Michael Dodson和Kris Manjapra近年来都有非常精彩的著述。但是问题在于，与英国的实证主义传统不同，古代印度很少有描述性的文献，它所讲的“事实”可以和在地的现实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譬如说，《论语》里面，“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我们看到这句话，不能下结论断定，在春秋时代，在现在的山东省西南部这一片地区，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但在当时英国人或许很大程度上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去阅读古代印度文献，并且以这样的思路去理解和“框架”整个印度社会。这种对印度社会的“框架”具体是如何实现的呢？最初在1861年英国在印度第一次的人口普查中，列有“宗教”一栏让被调查人填写，但是当时很多人完全不知道“宗教”这个概念是什么，不知道这一栏应该如何填写，于是有不少人甚至直接写了“Hindoo-Mohamedan”。之后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当中，英国人都会在普查表上提供几个选项，供被调查人打钩，比如你的种姓是什么，一二三，你的宗教是什么，一二三，并且只可以单选。而这些与种姓、宗教相关的身份概念，也因为英国人的行政治理需要而从此逐渐进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因此这些框架、这些概念性的东西，很大程度上是在英国人的治理之下，尤其是英国人治理的后期（1857以后）慢慢出现、慢慢被强化的。

讲到阶序，我要题到这么一个人——（指图）这是给我们机构做饭的一个小伙子，Soumen。我所在的机构非常小，有一个行政领导，四个老师，还有四个干活的仆人，而他可能是其中和我们打交道最多的人。他会一点英语，但英语非常差，我们基本没有办法用英语和他进行交流。所以最初我和他并没有太多的交流，毕竟那时候我的孟加拉语水平还比较低。后来我们聊天渐渐多了起来，尽管他的孟加拉语有着很明显的北部农村口音。平时每天中午他负责给我们做饭。他来了两三年，刚来的时候做饭手艺不好，时不时让我们的老师们吃得面面相觑，当然后来在大家的提议下有所改进。我们熟起来之后，有一个周末，我们两个人串通好了，趁着老师们不在，他偷偷地给我做鸡杂咖喱。鸡杂在当地是很不上台面的一种食物，甚至平时大家都在的时候，如果我想吃鸡杂，我是不能在前面厅里上桌吃的，我一定只能在厨房里和佣人们一起吃。那天他就跟我说，我做给你吃，但是你不要告诉老师，他们会骂我的。接下来是另外的几张他的照片，比如他在算账，他在看我写的孟加拉语作文，以及他在外面和他的一个小兄弟在一起乘凉。另外这一张是有一天我在学校留到比较晚，看见他忙完了厨房的事情之后在读一些东西，类似于社戏台本的一个东西。他跟我说，我这个周末要回老家，要在村里演一个戏，演一只怪物，不过我还没背过台词呢！

接下来这是另外一个伙计Raju，是负责帮厨和给大家煮茶的。有一次我给他们做中国菜，炒了好几个菜，其中一个是烧茄子，他在旁边帮忙切茄子。我说要给他拍照，他就把两个茄子放在头顶上，一边一个，扮成兔耳朵的样子，拍了这么一张照片。他和Soumen两个人都是三十三四岁上下。Soumen就住在我们机构的楼下，因为他自己家比较远，是西孟加拉邦北边的乡下，坐火车需要好几个小时，于是我们机构就给他了一个小房间。但是住宿条件很差，没有床，也比较潮，他就睡在一个铺板上，因此经常腰疼。而Raju家在加尔各答东南郊，平时每天坐火车进城，月票非常便宜，只要一百卢比，合大概十块钱人民币。但他一个人的收入要养不工作的妻子、孩子，可能还要负责赡养老人。他每天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走，每天工作八个小时，每周工作六天，休息一天。他的职责包括帮厨、切菜，我们偶尔吃饼的时候他负责烤饼，平时每天上午给大家煮茶、买茶点，以及擦桌子、擦地。而因为印度没有拖把，所以擦地都是趴在地上擦。早上大家来之前他要给各个水瓶里灌满水，把杯子洗好。他还要负责管收发，拿报纸，上上下下取钥匙。另外我们那里还有几间客房，如果有客人来住，他还要负责钥匙和布置房间。大家猜一下他一个月的工资有多少？合四百块钱人民币。

这是他们两个人在另外一间教室里的照片。为什么他们两个人一个笑得那么欢，另一个人的表情那么奇怪呢？其实是因为他们在嬉笑打闹，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在开玩笑，我听见了，就进去拍了这张照片。我跟他们开玩笑说，我告诉老爷去（这里我是指我们的行政领导）！他们赶紧跟我说，别去别去，千万别去，你一说我们就完蛋了。平时我私下里和他们玩得比较熟。我刚刚到加尔各答的时候非常受这种仆人文化的震撼，因为我们从小是没有遇到过这类情况的。比如我第一天到的时候，我就住在学校的客房，在三楼。当时已经是夜里三四点钟，Soumen下楼来迎我，骨瘦如柴，还有点驼背。我的箱子很沉，但他“哐”地一下就拎起我的箱子往上走。我连忙说不用不用，但他一定要坚持帮我拿上来。后来我在屋里安顿下来，他过来敲门叫我去吃饭，我过去之后发现他给我做了四五样菜，摆了一桌，就让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吃。我的第一感觉是非常想叫他一起来上桌吃。毕竟居然有人单独服务我一个人，让我一个人对着这么一大桌子菜在一个大厅里面自己吃，又不是一个商业行为，这在当时是给我震动很大的一件事情。很多外国人去了印度，都会对社会的阶层感有很强的感触。

我在这里刻意地没有使用“不平等”这个词，因为“不平等”是建立在大家已经有“平等”这个概念的基础之上的，但在中国 “平等”这个概念在社会上真正深入人心，成为一种社会正义的诉求，也是在二十世纪中期的社会革命以后的事情。在《红楼梦》或者《雷雨》这样的文学作品当中，我们也都看得到革命前的中国社会存在着类似这样的仆人制度。这样的一种制度很多时候是社会身份地位的体现，而在办事效率上未必是最佳的选择。所以说效率的缺失并不是印度社会所独有的东西，在革命以前的中国很多时候也是这样的。我去加尔各答的时候带了一双筷子去，放在了学校的厨房里。每天中午吃饭，我和我们的行政领导以及几位老师坐在同一桌上一起吃。有时候Soumen他们没有给我拿筷子，我就想自己去拿。但是，每当大家都坐好了，我再起身去拿的时候，Soumen和Raju就会非常恐慌，而坐在那里的老师们也会非常恐慌：仆人们觉得自己工作没做到位，老师们觉得作为主人没能照顾好我。后来我慢慢学会了本地的规矩，我就坐在那里等仆人拿。但是，如果我自己去拿，可能只需要五秒钟的时间，而如果等他们去拿，可能需要三五分钟的时间，等他们拿过来了可能菜都快被吃完了。正是因为这样的仆人制度，印度社会里存在着大量的无效就业。有一次我和朋友去吃自助餐，一个能坐三四十个人的自助餐厅里面竟然站着十几个服务员。他们也没有什么事情做，就站在那里拿着餐具互相戳着玩，或者拿手机上好玩的东西给另一个人看。有时候我们能够在中文媒体上看到一些文章，讲印度的“人口红利”、劳动力的充裕对于经济未来的影响等等。这样的文章或许有它一定的道理，然而这些文章背后有一个思路上的预设，即这些文章认为，劳动力或者说就业率就一定能转化为生产效率。但是这在印度是很不成立的一个假设。就业率和生产的具体情况可以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概念。比如在书展上买书的时候，最常见的一个低效情况就是买书结账：我把书递给第一个人，第一个人写单子，写完单子把书递给第二个人；第二个人收钱，收完钱把书递给第三个人；第三个人找钱，找完钱把书递给第四个人；第四个人装包，装完包把袋子交给我。所以说买书结账至少要经四个人的手。

关于“身份认同”

刚才我们讲了孟加拉地区本身的一些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加尔各答历史上来自孟加拉地区以外的一些人。加尔各答作为英帝国在印度的首都（从十八世纪中期直到1911年），和整个东方，伦敦以东，英国治理下最大的城市，曾在历史上接收过各种各样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比如说，它曾有过大量的阿富汗人（在英帝国建立统治之前就曾有），大量的亚美尼亚人，和大量的华人，以及一定数量的伊朗拜火教徒和犹太人。

（指图）有一次我去书店区附近，走进了一个穆斯林贫民窟的区域，四周堆着大量的垃圾。而图上右前方这个深颜色的房子，它的建筑风格和周围是不太一样的。我上前一看，是这样的一栋建筑（指图）。上面有一块牌匾，“东安会馆”，下面两侧的文字写得非常美：“东都恂义，安土敦仁”。“东安”在这里指的是广东的一个地名。这个地方关着门，我就没有进去。这栋建筑的正对面和侧面全是穆斯林贫民区，人们住在差不多一米高的“盒子”里，是他们拿塑料布和各种其他的建筑废料自己搭建的。

接下来我到了前面的一家，叫“四邑会馆”。英国人给他们注册的时候写作“church”，因为他们不知道“会馆”这个东西应当如何界定。匾上写着成立时间1905年，也就是光绪末年。“四邑”是指广东的四个城，后来另有一个城也加入其中，就变成了五邑。这几个城是相对来说旅居加尔各答人数比较少的几个，他们的侨民聚在一起建立了这样一个共同的会馆。这一片老中国城地区是以粤语区的广东人为主，而城东更为有名的塔壩中国城则主要是客家居民。当时门口有一个人站在那里，门是开着的，我就进去了，看到里面有人在下棋。（指图）图上右边正在下棋的这个人是赵先生。这时候他们还在比较正经地在按规则下国际象棋，后来我见过他们玩一套他们自己原创的棋子走法，把国际象棋和跳棋、飞行棋结合在一起，简单粗暴，非常奇特。在他们后边的墙上并排挂着甘地和孙中山的像。这一现象其实很有趣，因为加尔各答是一个并不怎么买甘地的账的地方。加尔各答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除了在纸币上面，其他地方很少能够见得到甘地的头像。加尔各答本地人认为，来自他们本地的政治人物Subhash Chandra Bose才是当初应该带领印度走向独立和解放的“伟大领袖”（Netaji），甚至他们会认为，如果当时Subhash Chandra Bose还在，并且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或许是能够避免印巴分治的不幸结果的。Subhash Chandra Bose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人物。他曾经是印度国大党的主席，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而请辞离开。三十年代他在政治上的号召力非常大，而且非常激进。不过他的激进表现在，二战期间，他为了和英国作对，认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就与日本人和德国人走得很近，联合起来一起对抗英国人，在东南亚动员监狱里的印度囚犯成立了Indian National Army。后来他因为和日本人走的太近，成为了世界航空失联史上的一个奇人。他在1945年的八月初（请注意这个时间点），日本飞往新加坡的途中，在台湾的上空消失了。而至于他到底是如何消失的，至今也没有定论。关于他的下落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官方和他的家族自己给出的口径是飞机失事，还有一种说法是说他被尼赫鲁当局绑架到了苏联，另外的一种说法是他自己潜回了印度，在比哈尔做了一个印度教的和尚，一直默默无闻潜伏着，直到八十年代去世。2012年，我第一次到加尔各答的时候，可以看到大街小巷到处都张贴着他的头像，而加尔各答的机场也是以Subhash Chandra Bose命名的，因此他们心中的伟大领袖是Subhash Chandra Bose，而对甘地没有什么太多的好感，往往仅仅是把他当作一个国家符号而已。

这张照片是赵先生，他每次见我都戴着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帽子，是他去中国的时候买的。我在加尔各答见到的华人大多出生在那里，有的是第二第三代，甚至第四代。和他们打交道会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语言上的混杂：他们大部分人的普通话通常不够好，广东话很流利，印地语很好，孟加拉语一般，英语也还可以。但我是普通话好，孟加拉语还不错，广东话则基本不会，所以就完全是卡在他们的短板上。而我又觉得如果和他们用英语讲话有些奇怪，于是就很努力地用孟加拉语、（简单的）普通话、一两个词的广东话，夹杂着我会的一点点印地语和他们说话。他们本身的受教育水平都不是很高，大多数从事小买卖或者服务行业。我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有一点让我非常惊讶：尽管他们已经是第三代、第四代移民了，但是他们能够很明确地以对方的祖籍来互相进行区分：“我是顺德人，他是台山人”，尽管他们自己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去过那里，仅仅是他们的祖辈或者曾祖辈是从那里来的。赵先生五十多岁，有四分之一印度血统，之前在加尔各答最奢华的Grand Hotel（康有为曾经下榻的酒店）做过十年服务员，后来在迪拜做过多年餐饮业，回到印度后又倒卖小商品和服装，现在处于无业状态，每天来会馆和朋友们下棋聊天。他不是特别有钱，也似乎并不穷困，就住在会馆附近一个逼仄的小胡同里，妻子是孟加拉人。（指照片）这是另外一天，他和他的堂哥，同样姓赵的一位先生。我看到心想，这堂哥怎么长得这么黑呀？赵先生告诉我说，他这位堂哥有一大半的的南印度泰米尔血统，因此皮肤黝黑。但是他们两个人平日里都是用流利的广东话说话。左边这位堂哥老先生完全不会一句普通话，因此我和他没有其他办法交流，只能用孟加拉语讲话。他同样也是学厨的，在人家里做私厨，之前在加尔各答本地跟着一个山东的师傅学的手艺。接下来这张照片是在另外一个会馆的楼上，大家聚在一起打麻将，一个大厅里面摆了很多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他们知道我是山东人，就和我说，你看那一桌左边那个人，那么壮，他祖籍是山东的，看着就像！他们现在还能用这种关于地域的话互相打趣，尽管那个“山东人”见到我也没有任何亲切感。

下面一张图是本地仅存的两家中餐馆之一（都是中国人做老板，印度人在厨房里做饭），图上右边这个是个老太太，九十多岁，中间这个是老太太的孙子，左边是老太太的重孙女，老太太自己就是在这里出生的，不知道她是祖上第几代来的这里。在五六十年代，周围的这些人，包括赵先生他们小的时候，曾经从老太太这里买过她从台湾倒过来的汉语识字书。很多在这里长大的人的汉语启蒙也就是从老太太倒过来的这些书开始的。现在这周围的华人已经非常少了，1962年中印战争之后不断地走了很多，现在剩下来的人大多数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像老太太的孙子这样的年轻人非常少。老太太每天在饭馆里坐着，负责写单结账。下面我给大家看一张纸，是我在那里吃饭的时候，老太太拿铅笔写的：“你是哪里来的，老家在哪里”。老太太完全不会普通话，并且年事已高，所以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和我交流。如果我们仔细看就能注意到，她的笔画遒劲有力，不是轻易写得出来的，想必是年轻的时候专门练过书法。而这样的字，像赵先生那样五十岁上下的人已经写不出来了。

赵先生有另外一个堂哥，大概六十岁上下，是在几个会馆里都比较德高望重的一位。有一次他跟我说，他自己的父亲，直到十几年前才第一次到中国。他父亲到了中国以后什么也没说，就开始哭。这个哭里面的意思很丰富。我们直观地可能会把它理解成是一种所谓回到祖国的激动，但对他来说，“祖国”是一个很难讲的东西。毕竟他从来没有到过中国，因此对中国没有一个很直观的认识，他也没有理由会对这个地方有太强烈的眷恋感。所以这个时候这位老先生哭，到底更多地是出于一种高兴、激动、感动，还是出于一种终于到了一个自己朝思暮想几十年的地方后的一种失落感，还是出于一种对于自己自身所处境况的五味杂陈的感受，这里面情感或许非常复杂，一两句话难以梳理清楚。这让我想起来几年前我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个纪录片，讲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东干人，就是同治年间从陕西、甘肃迁到中亚的回民，一直到现在他们说的都是陕西话、甘肃话，有着浓重的口音，并且保留了很多革命以前的词汇，比如“朝廷”、“衙门”之类。他们现在使用的书写系统是西里尔字母，即用西里尔字母拼写陕西话、甘肃话。片子里面讲到，有一位老先生从来没有到过中国境内，但有时候自己写诗会说，“啊，我的西安……”赵先生父亲的眼泪就让我想起了这个故事。我们作为中国人，往往去了这些地方之后所看到所关注的是他们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而他们自己生活中、内心中更加复杂的、与自己生活处境的纠葛，作为从小在印度长大的人与当地印度社会的纠葛，则是我们所很难真正触及到的。我觉得赵先生父亲的眼泪很好地呈现了这一复杂的、难以言说的状况，可以引发我们的一些思考。

下面一张图是赵先生给我看的一张老照片，上面是他父亲在印度结婚时候的结婚照。他父亲和原配原本是在国内成婚，由于抗日战争而失散了。他父亲来到这边以后，国内的原配由于战时生活所迫，跟了其他人。他父亲后来就在印度又娶了一个妻子，应该是有一半的印度或者锡金血统，所以赵先生自己是75%的华人血统。

接下来这一张是三月下旬我和几位老先生一起去加尔各答周边的一个地方去祭祖，和其他上百人一起纪念最初来到加尔各答的华人先祖大昭公。最早去加尔各答长住的华人先祖据传是一个叫杨大昭的人，后来人们敬称他为“大昭公”。这几乎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基本没有关于他生平的确切的文字记载，在这里的陵墓也只是他的衣冠冢。据说他最早在十八世纪后半叶从英国人手里租下了一块地，在加尔各答附近恒河一条小支流的边上，用来种植甘蔗，所以那块地现在叫糖园，也就是我们来做祭祀的这个地方。图中可以看到，中间有一个祭坛，烟雾缭绕，烧了很多的纸和祭品。右边是一个抽签的地方，以及能够识读汉字的解签先生。中间台子上的祭品有整只的烤乳猪、烧鸡等等。祭祀结束之后我们就一起把这些烤乳猪和烧鸡分着吃了，和大家自己带的咖喱鸡和印度饼一起。来祭祀的大都是些印度华人，而从衣着上可以看出，有些年轻人和孩子是从加拿大或者其他国家专程赶回来的。这些印度华人的老人们看上去似乎和国内的老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只有当他们拿着盘子下手去抓咖喱鸡的时候，我们才会突然想起来原来他们是在印度长大，拥有印度的生活习惯的。最左边这个是一个印度小姑娘，很明显是家里雇的仆人。

讲到身份认同和族群问题，我们作为中国人往往对海外华人的问题重视得更多一点，从事这方面研究或者对这方面有兴趣的人也很多。而与此同时，在华人社群以外，加尔各答在过去还曾有过来自世界各地的很多不同的人。这张图片上是1821年在加尔各答市中心建立的亚美尼亚学校，至今还是活跃的，每个周末都还会上课，尽管学生已经寥寥无几。我在波士顿的时候曾经采访过一个亚美尼亚教会的牧师。他向我介绍说，全世界各地的亚美尼亚教会，在每个星期天都会给当地亚美尼亚移民的孩子教授亚美尼亚语，讲亚美尼亚教会的历史。在主日礼拜的仪式过程中，除了布道使用当地语言以外，其他全程都会使用古亚美尼亚语。也就是说每个星期日，全世界的亚美尼亚教会所使用的仪式用词是一致的，或者至少原则上是一致的。所以一个亚美尼亚人无论在世界上的什么地方，只要他进入一个亚美尼亚教会的周日礼拜，他所听到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尽管古亚美尼亚语或许会比较困难，但是他却能够立即知道在仪式中应当怎么做。亚美尼亚人非常善于经商，在南亚西亚地区的历史上几乎是一支可以和犹太人相提并论的商业力量。在现在孟加拉国的首都达卡还有一个比较古老的亚美尼亚教堂，但是已经基本没有亚美尼亚人居住在那里了。亚美尼亚人在加尔各答大概还有100多人，依然维持着他们自己的教堂和学校的日常运作。另外一点值得提及的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著名小说家、长篇小说《名利场》的作者萨克雷就是在加尔各答的这个院子里出生的（1811年）。他出生十年以后，在这个院子里成立了现在的这所亚美尼亚学校。

以上是我所提出的文化、阶序、身份认同这三个维度。通过这三个不同的方面我们可以对以加尔各答为中心的孟加拉地区的自我认知和它的一些历史有一些粗泛的了解。孟加拉地区经过殖民史的历练，经过一百余年社会、政治上的动荡，同时经受着贫困和消费主义的巨大冲击，在以上这三个方面都在经历着不同程度的挑战。

感想

我这一年在学业上最大的收获可以说就是我充分认识到了实地经验和具体材料的重要性。我之前会去关注很多理论问题，但其实我对在地实际发生的很多情况都还并不了解，或者说需要了解的东西还太多。而很多这些在地发生的事情往往是人们出于各种各样的聪明才智，避开了各种雷达，能够充分显示各种社会角色之间的张力的事情，从一个国家或者宏观的角度我们是很难了解到的。每次从昆明飞加尔各答，我都会在航班上见到很多印度人，大包小包地拿着黑色的大塑料袋，装着倒卖的衣服上飞机。而往往是一上飞机，还没起飞，他们就开始一件件从自己身上脱衣服，在小桌板上一件件叠，叠好了放到袋子里。也就是说为了节省空间，他们每个人身上都穿了很多层用来卖的衣服。他们这些人来到香港、广州，或者曼谷，在昆明中转，往返加尔各答。他们把衣服带回印度，转给其他本地供应商，供应商再卖给本地的小商贩。小商贩最后在街头卖的低端衣物，尽管经过层层的价格盘剥，但其价格依然可以低到令人发指的程度。比如一件街边小摊卖的低端T恤，大概才100卢比，十块钱人民币。他们大老远跑到中国，签证、机票、食宿，再加上层层分利，最后到了街上只卖十块钱人民币，居然还会有利润空间。难以想象他们的利润从哪里来。我们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人在那里，不知道有多少人以这样的经济模式为生。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中，有许多“低端全球化”（麦高登语）的存在，而印度则是我们窥视和了解这类现象的一个很好的契机和窗口。

定海谈第一期合影（右二为讲者任超），定海桥互助社二楼，2015年7月30日。